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缓和了两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让人感到棘手的台湾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引发冲突。

这一发展符合台湾民众的主流立场。针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1994年至2022年关于台湾未来的调查，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希望台湾“维持现状再决定”或“永远维持现状”。持极端立场（尽快统一或独立）的受访者一直是少数。

这向北京领导人发出了什么信号？虽然期望北京和台北能于可预见的将来在政治上找到共同点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双方法律精英能够在过渡期间相互分享有用的经验，他们仍然可以取得很多成就。北京和台北如能加深对彼此法律制度的了解，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采取有用的做法，双方有望能在法律以及更广的领域内进行更多具建设性的讨论。

中国指导性案例和台湾的经验

指导性案例是中国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先例。这些案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可以有效地将台湾海峡两岸的法律精英联系起来，以产生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结果。

“指导性案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可以有效地将台湾海峡两岸的法律精英联系起来，以产生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结果。”

2014年，我有幸与台湾一大群法官分享我在指导性案例方面的工作。他们认真地向我询问有关指导性案例的详细信息以及这些案例的后续发展。这些法官的热诚都反映出其希望看到大陆发生更多积极的变化。

黄蕙芳法官所撰写的一篇比较指导性案例和台湾经验的评论，有助于解释她和很多其他台湾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兴趣。该评论文章题为《台湾刑事案例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发展方向》，并于2014年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中国指导性案例项目出版。当时，黄蕙芳法官是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的法官，而我则担任中国指导性案例项目的总监。在文章中，黄法官分享以下的观察：

[…] 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与台湾适用之《最高法院判例全文汇编》比较，其内容有相同之处。前者有：“裁判要点”、“相关法条”、“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后者有：“判例要旨”、“相关法条”和“裁判书全文”（内有当事人名称、主文、理由、适用法条）。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或最高法院判例中的“判例要旨”是整个指导性案例或最高法院判例的精神所在。它直接告诉裁判者某些法律构成要件，法律名词之定义，或案件之法律上意见。在台湾，若适用“判例要旨”有疑义时，则裁判的理由是决定是否援引“判例要旨”之最佳参考。[…]

[强调后加]

黄法官继而讨论指导性案例与台湾《最高法院判例全文汇编》的差异。黄法官称赞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要发展”。她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台湾刑事案例制度[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值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参考”。

自2019年大法庭制度成立后，台湾《最高法院判例全文汇编》的角色已发生改变（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这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海峡两岸的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相似之处已经减少。然而，台湾大法庭（其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经验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其司法改革的驱动力之一是“统一法律适用”）准备进一步完善指导性案例时，为最高人民法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指导性案例的独特作用会有助于树立信心

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以来，该院共发布了185个不同类型（如知识产权、合同法、反垄断法等）的指导性案例，涉及广泛的法律问题。尽管其他类型的案例一一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和省级高院作出的各种理由充分的判决一一为中国法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指导性案例是唯一一种案例可以在后续案件中被明确引用。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指导性案例的特殊重要性。追踪指导性案例在后续案件中留下的足迹，有助于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局外人了解中国大陆的法律原则和司法体制是如何逐渐演变的。

“鉴于指导性案例的独特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应着眼于发布更多指导性案例，并[…]。”

鉴于指导性案例的独特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应着眼于发布更多指导性案例，并出台更多鼓励其使用的措施。当台湾民众看到指导性案例如何协助大陆建立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司法体制，他们就会有更坚实的基础与大陆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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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章的引用是：熊美英博士，中国国际关系、法律改革与台湾，丝络谈™，简讯26号，2022年11月23日，https://sinotalks.com/inbrief/2022w47-chinese-international-relations-legal-reform-taiwan。

此文章的英文原文由Nathan Harpainter编辑。中文版本由作者翻译。作者对载于本文章中的信息和意见负责。该等信息和意见并不一定构成或代表丝络谈™的工作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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